四、名师与高徒

1950年3月 27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着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华罗庚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在火车上这些着名的科学家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华罗庚诗兴大发，他笑着对大家说：“诸位，我们来对诗好不好？”有人建议：“你先来。”华罗庚沉思了片刻，吟诵道：“三强韩赵魏。”然后请人对下联。华罗庚的这副上联构思新颖巧妙，“三强”既是指战国时韩、赵、魏三个国家，也暗含了代表团中着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名字，按照对联的规则，在下联中必须出现与上联相应的数字和名词，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无人能够对出下联，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大家的催促下，华罗庚又笑着说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话音刚落，大家立即拍掌称绝。因为“九章”是最早记载了勾股定理的我国古代数学专着名称，同时又是代表团中另一位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新巧，堪称一副绝妙的对联，因此在科技界广为流传。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告知华罗庚，他的《堆垒素数论》即将出版，华罗庚听后感慨万端，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这书刊出的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到把原稿搞得无影无踪，以致到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的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本翻译出来付印，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的政权怎样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主政权又是怎样地珍爱科学成果。”

1952年10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华罗庚以中国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不久，又代表中国到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又随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赴印度新德里，参加“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频繁的社会活动，没有使华罗庚放松对数学的钻研，他抓紧一切时间，将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发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一文， 1957年，此文荣获国家一等发明奖，同年，他的《数论导引》出版，此书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一位美国着名数论家在《数学评论》上称华罗庚的这部书是“一本有价值、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

20世纪50年代初，华罗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学术上到达鼎盛时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材的重任。那是在 1952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天晚上，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华罗庚因为起草一篇发言稿耽误了时间，当他来到大厅时，演出已经开始，灯光昏暗，他拄着拐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忽见远处的座位上有人朝他招手。他立即朝招手的地方走去，当他在空位子上坐下之后定睛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原来冲他招手的人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笑着向他点头问好，华罗庚顿觉泪水模糊了视线。毛泽东和他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并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华罗庚将毛泽东的嘱托牢记在心，为了培养人材，他在清华园里的数学研究所开办数学讨论班。浙江大学学生王元拿着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的推荐信来找华罗庚。王元从小喜爱数学，立志要拜华罗庚为师。华罗庚看了推荐信后，并没有表示立即收他为徒，而是把他叫到黑板前给他出了个题目。王元一时发懵，思索半天没有想出答案。华罗庚严厉批评了他，并且罚他在黑板前站了两个小时。当天晚上，王元用心演算，第二天把结果报告给华罗庚。华罗庚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又出了几道题。王元都顺利做出，华罗庚这才答应收下这个学生。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华罗庚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良师，而且是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科学家。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使王元终生难忘。50 年代初期，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着名数学家保尔·吐朗，赴中国访问，他在给数学研究所做的报告中，用高等数学中的兰向多项式对中国近代数学家李善兰发现的恒等式作出了证明。华罗庚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这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结果我们作不出证明，现在，让人家外国数学家给证明了，这对我们既是友好的表示，也是一种挑战，希望你们都想想看。……”

保尔?吐朗作完报告，第二天就要起程，这天晚上，华罗庚一夜没有合眼，整夜进行演算，终于在天亮前证明了李善兰提出的恒等式，而且方法比保尔?吐朗简单、漂亮。第二天，当华罗庚到车站为这位匈牙利数学家送行时，把自己的证明交给了他，华罗庚所表现出来的才智和火热的爱国感情令保尔?吐朗由衷敬佩。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名为研究机构，而实际上更像个数学系，年轻的研究人员往往像学生一样听课。华罗庚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每天黎明即起，然后去敲学生们宿舍的门，接着是和学生们讨论问题或授课，一干就是一天。有时睡到半夜，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又去逐个敲学生们的房门：“别睡了，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就这样，华罗庚忘我地工作，他对学生们说：“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就不是数学家了！”在老师的严格教导下，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兢兢业业，勤奋不息，即使假日也不休息。华师母吴筱元看后嗔怪丈夫道：“哎呀，他们这么年轻，你礼拜天、晚上也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她的话引来一阵轻松的笑声。

华罗庚选择学生时从不以貌取人，他在给广州中山大学作学术报告时，在听讲的学生中，有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青年名叫陆启铿，他听了华罗庚的报告后，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毕业后能分配到北京，在华罗庚的指导下搞研究。这个想法在旁人看来简直有点异想天开，当时华罗庚是万人仰慕的大数学家，不知有多少四肢健全的人以作华罗庚的学生为荣，他怎会收下像陆启铿这样的残疾青年呢？陆启铿反复思考之后，终于鼓足勇气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他很快收到回信。在华罗庚的悉心指导下，陆启铿后来成为颇有造诣的数学家。

华罗庚在选拔人材方面不拘一格，对于素不相识的青年，他只要认为具有培养前途，就竭尽全力予以提携，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名扬世界的陈景润就是华罗庚发现的一颗明珠。

陈景润出身寒微，父亲是邮局的小职员，母亲染上结核病无钱医治，解放前便已去世，贫穷先后夺取了他六个兄妹的生命，他自己也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由于营养不良，长得又矮又瘦。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厦门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数学教师。这个习惯于离群索居的“书呆子”，不知如何对付那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他实在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便给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写信诉说苦衷。王亚南将他调回厦门大学，担任数学系辅导员兼管图书资料工作。于是，陈景润埋头搞起了研究，立志要攻下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着名的数学难题。他听说华罗庚早在30年代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绩，于是找来华罗庚的名着《堆垒素数论》仔细研读。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苦心钻研，陈景润将一篇题目为《塔内问题》的论文，交给数学系的李文清老师。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他略带担心地对李文清说：“老师，这是着名数学家的着作，我这样作，人们会不会说我太放肆，太狂妄呢？”李老师笑着回答：“你放心吧，我帮你仔细地看看再说。”几天之后，李文清来宿舍找陈景润：“你的论文我和几位老师都看过了。我们认为你作的改进使《堆垒素数论》更完美了。”说到这儿，李文清沉吟了片刻，接着说：“《堆垒素数论》好比一颗明珠，你的工作好比把这颗明珠上的灰尘拭掉了。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把它寄给华罗庚教授看看！”

在老师的鼓励下，陈景润给华罗庚写了封信，附上了《塔内问题》的论文。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及数论组成员仔细阅读了陈景润的论文，然后拿着论文来见华罗庚：“华先生，我们看了这篇论文，感到这个名叫陈景润的人提出的论证是对的，他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对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和您的两种不同方法结合运用得很好。”听了王元的介绍后，华罗庚亲自阅读了陈景润给他着作提出的改进意见，并且连连称赞道：“这个年轻人很好！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接着，他又责备身边的人：“你们朝夕在我的身边工作，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呢？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对我的着作提意见呢？”说罢又立即下命令：“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陈景润接到信后，喜出望外，他拿出邀请信和一张事先定好的软卧车票看了又看，兴奋得不能自制，但想到即将拜会当代着名的大数学家，心中不免有一丝不安。

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一间会客室里，华罗庚见到了这位腼腆、可爱的青年，他亲切地对陈景润说：“你写的《塔内问题》的论文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很有想法！”第二天，在华罗庚的亲自引荐下，陈景润走上学术讨论会的讲坛，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数学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罗庚又派陆启铿千里迢迢跑到厦门，经过一番奔走，将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这是华罗庚平生亲自点名调来的唯一人员。在这之前，不少人向他推荐过数学人才，他都没有接纳，却一眼看准了陈景润。日后的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确很有眼力，陈景润不愧为数学奇才，他经过12年苦心孤诣的钻研，终于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辉煌成果。1973年 2月，陈景润的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着名的“陈氏定理”从此诞生！这篇论文立即轰动了国际数学界，引来一片赞叹之声，美国数学会通报期刊载文指出：“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一位美国数学家写信祝贺陈景润：“你移动了群山！”

在古代，中国的数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不重视科学研究而渐渐落伍，华罗庚的出现，无疑使中国现代数学大放光彩。名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努力下，在国际数学界出现了以他为中心的中国学派，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华罗庚的精心培养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数学工作者迅速崛起，例如：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教授，有些则一跃为国际知名的数学专家，陈景润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没有辜负华罗庚的希望，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五、涌泉相报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不仅提携后进，而且对于帮助教导过他的前辈也是恭敬有加、念念不忘。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称赞过他的中学老师王维克，他说：“王维克先生是我数学成绩的第一个赏识者。我这位中学老师，不仅数学好，而且在物理、天文学方面造诣也很深，并且是一位有成就的翻译家。”1946年夏，华罗庚在应邀赴美讲学之前，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拜祭父母之后，立即登门探望王维克。华罗庚向老师讲述了别后的经历。王维克面带微笑听着，在自己早年的学生中出现了一位如此令人注目的数学专家，王维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自己的学生说：“罗庚，别后我无可告慰你的，喏，只有它。..”说着，他将自己翻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但丁的作品《神曲》递给华罗庚，“为了翻译这本书，我停止了交游，闭门不出，系统地研究了但丁的生平与着作，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甚至设法钻研了《圣经》，学习梵文..”“是啊，老师的刻苦精神实在叫人佩服，记得翻译《沙恭达罗》时，您也费了不少心血！”这时，王维克的夫人陈淑在一旁插话道：“他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尽可能地参考各种版本，每译出一章初稿，都要叫我朗读，他自己坐在一旁静听，发现有不顺畅、不确切的地方，随时记下来作精心的修改，直到旁人和他自己都满意为止。”

师生坐在院子里开怀畅谈，从家事谈到国事，从学问谈到人生，夜深人静，天空繁星闪烁，王维克满怀感慨地说：“世上的知识，就好比这星汉灿烂的宇宙，深奥而又浩瀚！人生有限，精力有限，光阴易逝，不能不抓紧啊！罗庚，你在那样困苦艰难的逆境中，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命运搏斗，勇敢地向智慧之神挑战，奋斗了数十年终成名家，使我的脸上也觉得增添了光彩啊！”

华罗庚返回故乡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金坛县的街头巷尾，人们都为自己的家乡出现了一位大数学家而感到荣耀。一向平静的小镇忽然热闹非凡，全县的知识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涌到金坛的社会服务公堂，举行欢迎华罗庚荣归故里的盛大集会。华罗庚站在门口恭候大家，当他看到人群中走来金坛县立初中的创办者韩大受校长时，急忙迎上去搀扶入座。对王维克、李月波等老师，也都一一迎送入座。在进入会场时，他还坚持走在老师们的后面，在就坐时，又再三恳请老师们坐上首，自己坐下首，在场的人们看了，无不点头称赞：“想不到，华罗庚成了大名鼎鼎的人，在长辈面前还这样谦逊。”

1950 年春，刚刚回国不久的华罗庚，在北京收到王维克的来信。从信中得知王维克现在家闲居，因无经济收入，衣食已成问题。此次给华罗庚写信，希望华罗庚向有关部门交涉变卖藏书，以解生活之需，同时希望华罗庚向有关方面推荐，使自己一展所长，在有生之年报效国家。华罗庚接到信后，很快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克吾师：

示悉已多日，因向多方接洽，致迟复，幸勿见责。

恭光（即着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盼，师有一自传来，如此办事可较易。我们准备向科学院方面推荐..

关于卖书问题，还无回音。

此复   即请

文安！

师母前致候

生

罗庚百拜

五○?十?十八

经过华罗庚多方奔走，北京商务印书馆很快便聘请王维克担任审议员。王维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工作后，华罗庚唯恐老师人生地疏，不免寂寞孤独，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到住所探望，还专门开汽车将老师接到自己家中设宴招待。华夫人亲自下厨作一桌家乡菜。师生二人开怀畅饮，王维克颇有感触地说：“从中国的数学发展中来看，国人本是富于数学头脑的，别的方面的天才也很多，可惜这些天赋很高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起初不被人认识，譬如松苗不被认为松苗，而认作蓬蒿一样；后来或因职业太苦而无暇发展、或因生活太舒适而自甘堕落；也有因为贪多务得，而分散了心力的，以致于使得天才消失尽了；唯有你——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为凤毛麟角般的佼佼者！叫我怎能不逢人就夸奖你呢？”听到最后两句话，华罗庚笑着摇摇头。

1952年.. 4月，王维克因患直肠癌在金坛去世。华罗庚闻讯泪如雨下，他立即写信向师母陈涉致哀，并拜托妻弟代表自己前往老师灵前吊唁。在此之后，他还始终如一地照顾王维克的家属，他这种知恩必报的优秀品质，令人钦敬不已。

对于另一位恩师熊庆来教授，华罗庚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在开会期间，不幸因患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后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健康，但拖着病体，独自客居巴黎，又要为生计而工作，那一种寂寞愁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从大洋彼岸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熊庆来心中充满矛盾，身为一个饱尝了漂泊海外辛酸的老科学家，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添瓦，但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展思想改造，对于像自己这样一个与旧中国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知共产党是何种态度，归国之后能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尽管接到华罗庚接二连三催促他尽快回国的来信，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1957年6月 8日，熊庆来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在北京西郊机场已等候多时。他们看到熊庆来走下飞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寒喧，阔别多年的师生重新相聚。

熊庆来回国时，脑溢血后遗症尚未痊愈，华罗庚立即请来医生为他治疗。尽管公务繁忙，但是每隔几天，华罗庚总要登门拜望老师，而且搀扶老师上下楼梯，这种无微不致的照顾，深深感动着熊庆来及周围的人们。当熊庆来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华罗庚立即邀请熊庆来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对此，熊庆来感慨万端，他给海外的故交写信说：“我以残废之身在巴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62年 9月 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