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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代甘肃境内方国]姬周族在陇东的活动
        来源:甘肃通史   作者: 祝中熹    发布时间: 2012/04/02    阅读次数:11776

        姬周族在陇东的活动

        一、 周族的起源

        《史记·周本纪》关于周人始祖弃的出生,有一段故事性很强的描述: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是周民族的始生神话,其父系氏族社会最早可追溯到弃。文献中还有姜原“祈子”之说,被视为周族最重要的史诗之一的《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即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朱熹《诗集传》解此曰:“弗之言祓也。祓无子,求有子也。”该诗接言,姜原踩了上帝的大脚印,与神灵感应,实现了生子的愿望:“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下面的内容,就如《周本纪》所述,姜原把新生儿“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冰”,弃来弃去弃不掉,只好把他养育下来。

        人们难免要困惑,求子而得子,神应人意,为什么却要“弃”掉呢?这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部族中曾流行过的“荡胸制”遗风。①所谓“荡胸制”,就是要杀掉或抛弃第一个孩子,因为丈夫怀疑他不是自己的骨肉。这种习俗是父权制形成期,即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的产物,那时财产继承问题开始具有新的意义,男子们都“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的后裔”②,“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③在对偶婚时代,女子婚前不存在道德的约束;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后,自由性生活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遏止。为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正,人们便对第一个孩子采用了残忍的处理方式。但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巩固,这种野蛮习俗必将改变。改变须有个过程,由杀死演变为抛弃,由真正的抛弃演变为象征性的抛弃,后来便只是做样子而已。关于姜原弃子的传说,反映的正是这种象征性的首子抛弃习俗。这说明荡胸制已被社会淘汰,父权制已经确立。

        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在群体记忆中,却只能断限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个具体的时代,又总是同某个英雄人物相关联。古文献中周族历史从弃开始,自弃时方“别姓姬氏”,只表明在周人的群体记忆中世系上溯到弃,而并不必然意味着弃之前不存在父系。事实上,抛杀首子的习俗本身已显示了父权的强大;何况弃的时代此种习俗早已被社会扬弃,只不过还留有一点象征性痕迹而已。所以我们说,弃的时代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父权制已成熟到有世系可寻的程度。

        《周本纪》说弃母姜原为“有邰氏女”,说舜“封弃于邰”;《生民》诗也说弃“即有邰家室”。《说文》云:“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以弃为始祖的姬周兴起于邰地。邰,古文也写作“斄”,其地望明确。《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又引毛苌云:“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于邰也。”古邰地即今陕西武功一带,这个“炎帝之后”的姜嫄国,就是姜姓国。姜姓部族属羌族集团,是羌族集团中社会发展程度最高、同中原文化融合最早的一支。姜姓部族同姬周部族,一为炎帝之后,一为黄帝之后,从传说中炎、黄二族同出一源的角度考察,它们应当是由同一氏族分衍而成的两个胞族。所以,它们活动地域相邻相交,结成了牢固而悠久的两合婚姻联盟,并保持着世代亲密和睦的关系。

        《周本纪》言,弃为儿时即已“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弃成为我国部落联盟时代第一任农官——后稷,对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勋业和姜姓部族早已奠定的农业基础是分不开的。姜姓部族的早期首领炎帝,在传说中成为发明农耕的神农氏,这无疑是一个擅长农业的部族。

        应当指出,关于周族的起源,学术界的认识至今仍不一致。20世纪30年代初,钱穆先生即提出周人缘起于今山西省之说:“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①20世纪70年代,邹衡先生进一步发展钱说,主张先周文化是由东面的姬周文化(源于晋、陕间的光社文化)和西面的姜炎文化(源于甘肃的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二者融合而成。②王玉哲先生近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也采此说。但这种见解受到当代文化考古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山西境内目前还不曾发现先周文化的踪影;另一方面,关中西部先周文化的脉络在考古领域已渐趋清晰。事实证明,先周文化是以武功郑家坡文化为代表的土着文化,源于深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其后来的发展,则和西周文化保持了无间断的连接。客省庄二期文化也即陕西龙山文化,处于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间,这也正是传说中周之始祖弃活动的时代。

        1989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对漆水下游的先周遗址作过一次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郑家坡遗址在武功一带的存在,不是孤立的特殊现象,而是遍布于漆水下游。……这使我们对周人早期在这一带活动的区域有所了解,也印证了文献中邰地在武功和周族最初居于漆水的记载”①。周族早期活动地域,正是郑家坡文化的密集区。此外,1985年试掘的宝鸡纸坊头聚落遗址,属于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要特征的刘家文化,被考古学界公认为姜姓部族的遗存。郑家坡文化和刘家文化不仅地域相邻,其内涵也相当接近,而且后期存在明显的融合现象。这同文献中显示的姬、姜两族世代通婚,关系极其密切的情况完全相符。

        还应当注意到,先周文化同甘肃东部的考古文化,也存在某种不可忽视的联系。先周文化的前身是客省庄二期文化,而甘肃境内兴起的齐家文化,又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关系密切。在《史记》的上古史体系中,周族姬姓,被纳入黄帝的族统;姜原履巨人迹而孕弃的传说,又同华胥“履大人迹”而孕伏羲的传说如出一辙。在介绍甘肃远古传说时我们曾指出,伏羲和黄帝的部族,是甘肃东部新石器时代主流文化的创造者。伏羲部族可能就是大地湾文化的主人,黄帝部族可能就是齐家文化的主人。姬周族有和伏羲族完全相同的始生神话,有与黄帝一脉相承的姬姓,有同姜炎部族的两合婚姻联盟传统,先周文化又和齐家文化存在考古文化源流上的“血缘”关系,这种种因素肯定具有内在脉络贯通的契机。所以,如果说先周文化初始期包含域外文化因素的话,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甘肃境内而不是山西境内的史前文化。

        二、不窋自窜戎狄之间及其世系的缺失

        在漆水流域活动的那段时间,是姬周族早期发展的黄金时代,大致处于五帝后期到夏代中期。周族首领曾长期担任部落联盟及夏王朝的农官后稷。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据《史记·周本纪》载,弃之子为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这段史事又见《国语·周语上》,祭公穆父言:“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二书均谓不窋失官于夏之“衰”时,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衰”字。

        如果把夏之衰理解为夏朝末年即夏桀时,在世系上是绝对讲不通的:弃在尧时即已受封,其子不窋怎么能跨越夏代而与桀同时呢!所以,韦昭注《周语》这段文字云:“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夏书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但太康失国不过是夏初的一次动乱,不能看作是夏代的衰落;何况,即使夏衰指太康失国,时间上也还存在问题。弃至不窋只一代,尧至太康至少在三代以上,难以对应。不仅如此,从《周本纪》所言先周族的全部世系考察,存在更大的问题。且不说尧、舜,即从禹算起,自禹至桀共历1417君,商汤至纣又历1731君,合计为3148君。而经历夏、商两个王朝的先周族,却只有自弃至文王的15君。事实上这当然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杨宽先生否定了《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的说法,主张弃为商代的后稷。①

        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即司马迁说弃为虞、夏时的后稷并没错,错在说不窋为弃之子;换句话说,由弃到不窋可能时隔若干世代。《周本纪》云弃至公刘只有4世,而在《刘敬传》中却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由弃至公刘又成了10余世。《史记》的自相矛盾,表明司马迁所据史料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误说可能缘自“后稷”的称号上。古文献中“后稷”一词有时泛指上古农官,有时又具体指周之始祖弃,这便容易导致世次上的混乱。前引《国语·周语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应当是可信的,弃以后的姬周首领世代担任夏王朝的后稷。《周本纪》谓“后稷卒,子不窋立”的后稷,可以理解为不是指弃,而是指若干世代之后周族任后稷的一位首领。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前,周先祖父子相承的世系并没有完整地记载下来,中间有断层缺失是完全可能的。弃、不窋、公刘等人,只是在部族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杰出首领,他们代表了周族早期发展的漫长历史,但却不能依据他们建立起祖、父、子、孙继接的严格血统链条。公刘以前的先周世系,只具氏族世系的性质,不能以日后家谱式的宗法世系视之。

        那么,《周语》和《周本纪》所言不窋失官的“夏之衰”究竟是何时?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弃与不窋,远孙断其非父子矣。夏之衰亦不当是太康,盖谓孔甲时也。《史记·夏本纪》:‘帝孔甲立,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亦言:‘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刘敬言:‘公刘避桀。’公刘是不窋之孙,桀是孔甲曾孙,时代正合。”①汪氏之说可从。弃为夏初人,不窋与孔甲同时,弃与不窋中隔300年左右,至少有10余世的历史失落。正因为先周史至不窋才有较明确的史事可循,故在周人的祭统中认不窋为始祖。《左传》文公二年曰:“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在周代祭祖传统中的地位,相当于夏之鲧和商之契。

        孔甲时代,夏、周关系趋于紧张,周族首领不窋被排挤出王朝领导集团,其族众也难继续在渭北平原立足,而被迫迁至“戎狄之间”。史籍述此事形诸“奔”、“窜”一类字眼,反映了当时情势之紧迫,周族确系受到攻逼而转移的。周族居住的漆水、岐山一带,西部为姜炎部族的活动领域,南为绵延而陡峭的秦岭,受到东面夏势力的挤压,只有北迁一途。

        所谓“戎狄之间”,即今甘肃庆阳一带。清乾隆《庆阳府志·建制》:“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春秋时为义渠戎国,始皇灭义渠,析其地为北地郡,前汉因之,后汉末郡县皆废。”《胜景》谓:庆阳府有“周祖遗踪,即府城东山周祖不窋所居也”。《陵墓》谓“不窋墓,在府东三里许巘畔,碑版刓缺,止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殿宇基址犹存”;《古迹》谓“不窋城,《括地志》:在弘化县南三里。《元和志》:在州治东南三里,即今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所言《括地志》文,见《史记·周本纪》正义所引。所言《元和志》(即《元和郡县图志》)文,见该书卷3“庆州”目下。《通典·州郡》也载:“庆州,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时义渠戎之地,秦灭之,始皇以属北地郡。”唐代的弘化县,即今庆阳县。今庆阳县城北关,有一片狭长台地,相传为不窋的“皇城”,周代在此筑有行宫,供周王祭祀先祖时居住。县城附近还有许多关于不窋传说的遗迹,城郊东山上的“周祖遗陵”,旧称庆阳“八景”之一。①庆阳地处泾水上游主要支流马莲河流域,夏时那一带正是牧猎部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即史言“戎狄之间”者。

        三、公刘迁豳

        《国语·周语上》说不窋北迁后的周人:“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篡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世戴德,不忝前人。”他们在陇东高原北部地区站稳脚跟,妥善处理与戎狄诸部的关系,不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

        过了约半个世纪,历史终于给周族提供了机会。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桀的残暴统治,导致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以殷商为首的东方部族联盟发动了反夏斗争,中原地区各主要方国部族也都卷入其中。最终夏桀败亡。此时,周部族首领公刘,意识到并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他利用夏王朝覆亡前对周边部族完全失去控制能力的局面,决定开拓周族地域,向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南部塬区即豳地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述此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这里司马迁显然把不窋史事和公刘史事误混为一。其实,依《周本纪》的先周世系,公刘是不窋之孙。不窋是因受夏势力的挤压而被迫北迁,公刘则是趁夏之衰而主动南扩,为向周原故土回归铺平道路。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诗·大雅·公刘》对迁豳这一先周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过生动的描述。该诗《毛传》云:“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史记·刘敬列传》也说“公刘避桀居豳”。避难之说是不可信的,当时形势是东方部族联合反夏,对陇东高原北部构不成威胁;而且,公刘迁豳是由北向南转移,更加靠近关中,“避”字无从说起;从《公刘》诗的内容看,全篇语调高扬,情感振奋,渲染了迁徙中族众的威武、公刘的英睿,以及营造居邑的壮观场面,看不出丝毫“避难”的迹象。应当说,“避”字改为“乘”字更合实情。

        《毛传》说公刘“平西戎”则合乎事实,因为陇东地区当时是戎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诗言公刘的族众“弓矢斯张,干戈戚扬”,表明这是一次武装占领,周人是从戎族手中夺取这片土地的。至于《毛传》所言从公刘而迁的“十有八国”,应看作周部族联合体中所包含的许多小部落。它们对公刘的追随和拥戴,反映了此时周族的振兴。《周本纪》中有“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一语,有人据此认为豳国建于庆节时。这未免太拘泥于字面。那时的方国,只是一些已进入文明时期的政治实体,拥有围绕一个中心城邑的相对广阔的地域,部族成员以村社形式(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过着定居生活。这种方国是自然形成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不需要举行某种仪式宣告成立。周族“国于豳”是从公刘时代开始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到其子庆节时才算是立了“国”。《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一语,是叙述公刘功业结束时的收尾辞,并非专对庆节而言。

        周人到达豳地后,经过周密的勘察和选择,兴建了中心居邑 “京”,也称“京师”,《公刘》诗中称京邑所在的那片平原为“京师之野”。京邑一旦确定,耕地的规划便有了凭依,故诗言“于京斯依”。公刘在豳地所建城邑已具国都性质,而其部下对他也是“君之宗之”,表现出绝对的服从。诗中公刘的族体不仅是武装起来的,而且“其军三单”,已有了严格的编制,表明公刘时代周族社会已超越军事民主制,进到文明初期。古文献述弃之史事不言国,述不窋史事不言国,述公刘史事则言国,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先周世系中,公刘是第一个称“公”的,“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从公刘第一个称‘公’来看,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①所以,司马迁在《周本纪》中给予公刘极高的评价:“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此后,豳地就是周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域,一直到文王的祖父太王时代。

        关于豳的地望,古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认识。主张周族发源于晋地的学者,认为豳即邠,也即汾,就是今山西的汾水流域。我们不采此说,理由已在上文中言明。《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汉代的漆县属右扶风,位处今陕西彬县境,靠近旬邑,故《汉书·地理志》右扶风 “栒邑(即旬邑)”,本注曰:“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几乎已成定论;而另一种记载则很少有人注意。同是一部《括地志》,《史记·匈奴列传》述义渠史事时,《正义》引其文曰:“宁州、庆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刘邑城,周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②《元和郡县图志》“宁州”目下也说:“《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戎国。”《文献通考·舆地八》也持豳地在宁州说,并详述其沿革:“宁州,夏之季公刘之邑,春秋时戎地,战国时属秦。始皇初为北地郡,汉为北地、上郡二郡地,后汉属北地、安定二郡地。后魏献文帝置华州,孝文改为班州,后改为邠州,又改为豳州。西魏改为宁州,立嘉名也。”这个宁州,即今甘肃陇东董志塬及宁县一带。北魏政府虽一再更换州名,但班、邠、豳古代读音相同,表明该地名称由来即具此音。西魏改称宁州,不过是图个吉祥而已。显然,甘肃境内的宁州就是古豳。由于这是公刘新迁之地,故前引《庆阳府志》说公刘未迁之前周族生活区域,即不窋所居的今庆城县境,号称“北豳”。

        甘肃宁县同陕西旬邑接壤,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豳国在其全盛期横跨今马莲河与泾河交汇处的甘、陕两省相邻地域,包括宁县、正宁、旬邑、长武、彬县等地。董志塬、宁县一带,应是早期的豳地;后来周人继续向南发展到旬邑、长武、彬县一带,那应是晚期的豳地。在泾河入长武境界处有地名“前邠”,这正同庆阳古称“北豳”相呼应。《汉书·地理志》把豳地定位在旬邑,也是有道理的,但那并非公刘初迁之地。

        公刘建都邑于豳地称“京”,《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诗·鄘风·定之方中》“景山与京”,《毛传》:“京,高丘也。”从甲骨文、金文“京”字形体看,其本义当指高地上的建筑。豳地之京又称作“京师”,“师”字原义为防卫性建筑,也含屯聚之义,可视为军事据点。豳邑称京师,表明已有防卫构建。

        周人以京为都邑,故商时也称周为“京”,卜辞中有多条曾言及“京”,而且还往往同犬戎的活动相联系,显示出京地与犬戎地邻接。已有学者指出,殷墟出土的牛肋骨《小臣墙刻辞》中,受盔胄之赐的京人即周人。①《诗·大雅·大明》歌咏周族首领王季之妇大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是时周人早已离开了豳地,但仍周、京并称。豳地京师在西周记事金文中也曾言及,乃猃狁入侵王畿,周军进行反击时争夺的战略要地。如《克镈钟铭》云:“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从泾河的地理形势看,沿泾河东岸朝西北偏西,正是王畿通往猃狁活跃地区即今甘肃东北部及宁夏南部的主要途径。周王命令克巡视泾东而抵京师,则京师地望恰在我们所论述的古豳国域内。又如《多友鼎铭》云:“猃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谴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进追于京师。“癸未,戎伐笋,衣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桼,多友有折首执讯……”这次战役转战涉及许多地区,但总体范围不出今陕、甘两省交界地区的泾河流域,其争夺的关键城邑即为京师。铭文内容更加深了我们对京师地望的认识。

            民俗学方面的资料也给我们以启发。今宁县县城西郊的庙嘴坪,俗称“公刘邑”或“公刘坪”,传说即当年公刘营邑之处,坪东北有一高约40米的大丘,俗名“太子冢”。这应视为公刘部族曾活动于那一带的历史影迹。位于董志塬中心的庆阳市东郊刘家店,有公刘殿遗址(群众俗称“老公殿”),传说公刘曾邑居于此。旧历三月十八,被奉为公刘的诞生日。每年这一天,远近群众云集,以公刘殿为中心,形成盛大的纪念公刘的庙会。关于公刘殿的民间活动及传说,伴随着一个令人深思的罕见现象:每年旧历三月十八日,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民众都要推出代表,组成颇有声势的仪仗队,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到董志塬公刘殿这块圣地朝拜。这同附会历史,硬拉古代名人以荣耀桑梓的常见风习迥然有别。我们对此只能这样解释:公刘事迹记忆留传中的真实因子,在社会新陈代谢特别缓慢的黄土高原上变异最小,故至今仍在影响着群众的心态。当年公刘从其祖不窋落脚的今庆城县境,南迁董志塬获得兴盛,后又扩展至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的事实,在世代相承的民间传说中,一直留存着深刻的印记。

        以上内容系《甘肃通史》(全八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8月第1版已出版7册,2012年7月份全部出版)先秦卷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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