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
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无论在体质上还是在生产技能上，都有巨大的进步。工具制造越来越精巧，磨制石器广泛使用，生产水平显着提高。人们把距今10000年～4000年这段使用磨制石器时期，名之为新石器时代。期间，人类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学会了烧制陶器，开始过筑房定居的生活，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体聚落，社会组织也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演进为父系氏族公社。
新石器时代通常也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因地区不同而在年代上各有先后差别。就甘肃古文化发展状况而言，距今10000年～7000年为早期，距今7000年～5000年为中期，距今5000年～4000年为晚期。
一、概 述
在距今约1万年，地球进入全新世地质时代。全新世是第四纪最后也是最短的一个阶段，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却是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均获得迅速发展，终于迎来文明曙光的时代。
全新世地球冰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气候逐渐转暖，在更广泛的地域内，出现了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受全球大气候的影响，甘肃的生态条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在距今约8000年开始的全新世大暖期，冰川后退，年平均气温升高，降水量增加，境内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气候普遍温暖湿润，河川纵横，植被茂密，草原广布。低矮的台地及河谷川原，是最适于早期农业发育的地带，山坡丘岭也多被森林覆盖，脊椎动物群十分活跃，动植物资源均比以前大为丰富。甘肃古文化就是在这种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跨入新石器时代。
以往人们通常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标志。当代文化考古学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业的发明，认为以采集和渔猎为谋生手段的“攫取性经济”，过渡到以种植和饲养为谋生手段的“生产性经济”，才是新石器时代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无疑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了新石器时代生命力的基础，是正确的。但这种认识同以磨制石器与陶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标志的传统说法并不矛盾。磨制石器与陶器本来就是伴随着农业的发明而产生，并在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说，磨制石器逐渐取代打制石器，相对稳固的定居生活，陶器的烧制和使用，农业和畜牧业的萌生、发育，这些因素是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的，它们大致属于同一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判断某一地区是否进入新石器时代，应当综合上述诸因素作全面考察。
甘肃的新石器文化，同我国北方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大致同步的。境内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些比较开阔的河谷川原及山坡台地上，几乎都能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时代延续新石器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布区涵盖了省境东部、东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域。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甘肃史前居民社会生活获得了长足进步。
从生产工具方面说，石器由以打制为主略加磨制，演进到会使用切锯技术并精工磨制；由刀、斧、铲等几种简单器型，演进到可以制作许多大型、薄体、宽弧刃的工具，如梯形斧、宽刃镰、长方形穿孔刀、凹背刀、齿边刀等，以及锛、凿、磨盘、磨棒、臼、镞、纺轮、弹丸等多种器类，甚至还发明了石刃骨柄刀等复合器具；由不知金属为何物，演进到掌握冶铜技术，用红铜乃至青铜铸制工具和武器。
从制陶业方面说，由内模敷泥法为主的手制方式，演进到泥条盘筑法为主的慢轮修整工艺；由陶质粗疏、火候较低，演进到陶质坚腻、火候适度；由钵、碗、罐、壶等基本器种，演进到盆、钵、瓶、尖底瓶、壶、甑、单耳罐、双耳罐、缸、瓮、鬲、鼎、釜、盘、杯、豆、碗等庞杂的器类系列，还能烧出鼓、铃、埙等各种形制的乐器；由器口沿上一道简单的暗红色条带，演进到缤纷绚丽、变化无穷，已知纹样多达数百种的彩陶世界。
从聚落居住方面说，由结构简单、修筑粗陋、面积狭小的深半地穴房屋，演进到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吕字形等多种形制的浅半地穴居室，直至平地起建；有单间、双间、多间套合等结构形式，出现了窑洞式建筑和四面坡式地面建筑，并已能修造氏族公共集会使用的大型厅堂。
从农业生产方面说，由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农业，演进到农业生产已成为经济主体，已有广泛种植的作物品种，且已达到居处普遍有储粮窖穴，有的储量估算可达2立方米。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许多意义重大的文化成就，据迄今所知的考古资料显示，都首先出现在甘肃境内，如最早的彩陶，黍、油菜、小麦和大麻等农作物最早的标本，最早的房屋建筑，同汉字起源关系密切的最早的陶器符号，最早的青铜制品，最早的陶瓦，最早的室内绘画作品，最早的权杖头，最早的有灼痕及刻符的卜骨，最早的度量器具……这些史前文化光彩夺目的亮点，在陇原大地上竞相闪现，骄傲地诉说着甘肃新石器时代所经历的辉煌。
对于甘肃境内新石器时代丰富文化遗存的内涵和时间先后顺序，以及其彼此间的关系，考古学界已能够基本厘清；但在表述方式上却长期未能正本清源，对主流体系及其领属类型的定命尚存在很大分歧。这种状况不仅给史学工作者造成困难，更使阅读考古类文字的一般读者感到困惑。
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以前，考古学界在纠正了安特生“六期说”错误的基础上，进而明确了马家窑文化的独立地位，从而使对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一度比较单纯，也比较统一。通常把甘肃东部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存都纳入仰韶文化体系之内，以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名称名之，认为是陕西仰韶文化向西发展传播的结果。有“甘肃仰韶文化”之称，而事实上地域特性极其鲜明的马家窑文化，被看作是受了仰韶文化影响的甘青地区的土着文化。
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该遗址规模巨大，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多年，所包含的大地湾第一、二、三、四期文化不仅容纳了仰韶文化所有类型，其最下层文化比仰韶早期的半坡类型还早了千余年。而且，这四期文化层是依次衔接未曾中断过的，显然是同一种文化在同一地区的历史性延续。摆在考古学家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难题：如果继续维护传统认识中仰韶文化的主流体系，把大地湾遗址纳入其中，那就应当重新审视并调整仰韶文化原有的分期，在半坡类型之前再增补一个文化类型，并且改变以前那种仰韶文化以豫西、晋南为中心向四周扩延的定说，承认仰韶文化虽然以“仰韶”命名，但它事实上起源于甘肃东部的渭水流域而向东向南扩延。如果不再维护仰韶文化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统属体系，承认文化起源的多元化，那就应当给大地湾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单独命名，称之为“大地湾文化”，并将甘肃东部与该文化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纳入该文化体系之内，以该文化的各期作为相对应的各个文化类型的名称。
目前考古学界的主流倾向，表现出一种折中态度，既承认大地湾文化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又不改变仰韶文化的宗主地位。具体做法就是虽然把大地湾文化遗存分为一至四期，但却只称“大地湾一期文化”为大地湾文化，而对其二至四期，仍称之为仰韶文化；对于甘肃东部的其他文化遗存，除了早于半坡类型的之外，仍按以往的习惯，归之于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或直接名之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
保持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主流文化的统属格局不变，而将大地湾遗址底层文化割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于仰韶文化之外的文化，这种变通处理方式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这样能保持学术认识的稳定性，对文化系统脉络的表述比较简明，可以减少认识上的混乱。但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最要害之处是切断了大地湾遗址文化内涵的连续性，造成大地湾地区先后经历过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错觉。
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针对同一种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演进，但文化面貌并未发生性质变化时所作的时段划分。从逻辑上说，既然大地湾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为一、二、三、四期，那么，这四期文化就应当统称为“大地湾文化”；否则，所谓“大地湾一期文化”的“一期”，便成了空中楼阁。如果大地湾遗址含有不同性质的文化层，那便意味着不同族属的居民在不同时代分别在那里生活过，那就应当给不同性质的文化层分别命名，而不宜将同一种文化分为一至四期。因为说到底所谓考古学文化，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所遗留下来的物质存在，由于这一社会集团保持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以其物质遗存才有共同的特征，我们也才能据之而给它定性命名。天水师赵村一期文化被发现，已经明确了大地湾底层文化与半坡类型文化之间的过渡环节之后，上述把大地湾一期文化切出的做法就显得更加不合情理。这种人为的硬性切断，既不利于对仰韶文化源头的探索，也无法交代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发展归向。
我们不是沿袭目前流行的但显然违背逻辑的表述方式，而是采取尊重考古实际发现的立场。凡内容涉及大地湾遗存时，一律使用“大地湾文化”的名称，一律按该文化的一、二、三、四期的层序表述。大地湾二期文化，与传统表述方式中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对应；大地湾三期文化，与传统表述方式中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对应；大地湾四期文化，与传统表述方式中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相对应。①
二、早期文化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分期，由于文化遗存分布辽阔，而各地区又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所以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只能依据文化区系的发展概况，各自划出早、中、晚三期的大致时间范围。但每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各地区则应基本相同。一般来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仍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较少，只在局部磨光。已存在农作用具和谷物加工用具，如砍伐器、磨盘、磨棒等，但尚未发现翻土器和穿孔器。农业尚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家庭饲养动物种类较少，以牛、羊、猪等为主。陶器大都为夹砂陶，火候低，陶质粗疏。甘肃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距今10000年～7000年的范围内。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一段的文化遗存，目前尚未发现；我们下文要介绍的两处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后一段。
1. 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7800年～7300年）
大地湾位处秦安县东北方约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和冯家湾村之间。遗址坐落在邵店村东南侧及冯家湾村西渭河二级支流清水河与阎家沟溪水交汇处的二阶、三阶台地，以及相连的山地缓坡上，海拔1458米～1673米，占地约110万平方米，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川原开阔。古植物孢粉分析结果显示，大地湾文化时期，甘肃东部地区植被以针叶和阔叶混合林为主，推测年平均气温为8℃～10℃，年降水量为500毫米～600毫米，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活跃着许多喜暖动物，地表有比较肥沃的土壤，河谷地带林草茂密，水源充足，很宜于史前人类群落的生存发展。
考古调查也表明，甘肃东部许多河岸阶地及山麓缓坡上，分布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存。1958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秦安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地湾遗址。1978年～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先后6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14050平方米。遗址内文化堆积层深厚，内涵丰富。共发现房址240座（断崖暴露及未发掘者，估计在千座以上），窖穴与灰坑450个，墓葬76座，窑址39座，灶台106座，防护性排水壕沟7条，出土各类遗物约8900件，收集兽骨标本约17000件。大地湾遗址共含五个文化层，最下层的一期文化遗存，碳—14测定绝对年代距今7800年～7300年，是目前所知甘青地区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大地湾一期居民在河岸台地上筑建村落，其范围约6000平方米，发现残存的房址4座，17个灰坑与窖穴，15座墓葬，出土石器、陶器90余件。房址呈散点式分布，间距25米～35米，为圆形深半地穴式建筑，大小相近，有斜坡门道通向室内。屋壁有向室内倾斜的柱洞，据此可推知是圆锥形攒尖顶式茅草房。房址直径在2.5米～2.7米间，面积约6～7平方米。居住面为硬土面，不甚平整。房屋结构虽然简陋，未经精细加工装饰，但这却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房屋建筑。大地湾一期先民已告别了岩栖穴居的历史，已能用自己的双手创建比天然庇护点优越得多的起居之处了。
房屋附近或周围一般都有窖穴，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用来储藏食品或杂物。如363号窖穴，呈圆桶形，直径为2米～2.2米，深1.3米，穴内存有较完整的或可复原的陶器24件。
石器以打制为主，略加磨砺，制作技术还较原始，形制很不规整。有亚腰形石铲、长方形石斧、弧刃或凹刃石刀、椭圆形磨盘、网坠等，也还有敲砸器、刮削器、磨石、石叶、石核等旧石器时代常见石器，未发现穿孔器。
骨器有锥、针、凿、镞、锯等，还有角锥和蚌镰。
陶质工具有纺轮、陶刀、陶锉和陶拍等。陶器类别不多，形制也较简单，常见器形有圜底钵、圈足碗、三足钵、筒形罐、筒腹三足罐、小口鼓腹壶、平底钵、小口鼓腹罐、侈口鼓腹瓮、长颈壶、侈口平底罐、小杯等，主要为夹细砂灰褐陶和夹细砂红褐陶，普遍使用石英、长石和云母等碎末为羼和料，陶胎分层，均为手制，使用工具简陋。一般采用内模敷泥法，即在模具外敷泥贴片成型，较小的器物则直接用手捏制。陶色很不纯正，在灰褐色和红褐色器表上，常杂有灰、黑、棕色的斑块。由于火候低，许多器物内壁呈黑色或灰黑色，陶胎多未烧透，中间有一层灰色或黑色的夹心。常见纹饰除绳纹外，还有附加堆纹、压印纹、刻画纹等。
已出现彩陶，器类与纹饰均较简朴，但数量已相当可观，约占陶器总量的1／3 强。彩纹多绘于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等常用器物刮磨光滑的口沿内外两侧，这反映了史前先民的审美需求，显示了彩陶艺术从最初的萌生就同现实生活密不可分。彩纹为一条暗红或紫红色的宽带，色调浓重，似一圈镶嵌在器口上的红箍，美观醒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陶钵内壁发现有10多种彩绘符号，其中一部分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十分类似。这一方面提示了大地湾一期与半坡类型的源流关系，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那些符号很可能同汉字的起源有些瓜葛。大地湾一期彩陶拉开了我国彩陶艺术的序幕，成为该期文化内涵的标志性特征。
大地湾一期文化被发现的重大历史意义之一，就是解决了我国彩陶的起源问题。最早研究中国彩陶的安特生，认为中国的彩陶是从近东地区传进来的，并由此引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存在黄河中游地区大量发现，许多中国学者提出了彩陶兴起于中原而向西传播至甘肃、青海的观点，这种认识曾长时期被学术界所接受。大地湾一期文化的揭示，使中国彩陶起源问题的研究彻底改观。“大地湾彩陶与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争论多年的中国彩陶起源问题终于有了肯定的答案，所得证据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彩陶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许多物质遗存，显示其居民已在从事原始农业。石铲、石刀和蚌镰，是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用来进行谷物加工的；器形颇大的筒腹三足罐，有的高达54厘米，那应当是用来盛装粮食的。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在H398号窖穴的坑底，发现了一堆已炭化的植物种子，经鉴定为黍粒和油菜子。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此类农作物的实物例证，为探索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大地湾一期遗存中尚未发现翻土的农具，收割禾穗使用的镰类农具也不甚多，说明农业虽已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还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与真正的锄耕农业还有一定距离。
和农业发展相适应，家畜饲养业也已初具规模。被饲养的动物有猪、狗、鸡、牛、羊等，以猪和牛最多，已奠定了后世甘肃东部地区家庭饲养业的基本格局。
纺轮是加工植物纤维使之成线的用具，它的出现表明大地湾一期居民已初步掌握了纺织技术。有了纺织物，必然用来制作衣服，说明先民已摆脱了靠兽皮御寒，赖植物叶、蔓蔽体的蒙昧处境，进入能够更好地保护身体、增强性神秘感的衣着时代了。
大地湾一期居民，已经在某种宗教意识下处理死者，形成了一定的埋葬制度。他们在居地附近选择氏族公共墓地，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深度一般在0.2米至0.4米间，未发现木质葬具。单人葬，葬式多采用仰身直肢，流行双臂交叉于胸前的姿态，这是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常见的葬式。墓向东西向和南北向皆有，东西向墓葬以西首向为主。儿童多采用瓮棺葬，流行以大型陶器作葬具，以陶钵扣于器口作盖，并在钵底穿小孔，以供幼童的灵魂自由出入。这种葬习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灵魂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理念。在以后的仰韶文化中，这种葬习成为固有的传统。墓葬一般都有随葬品，数量多少不一，但罕有太大的悬殊。已存在用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表明猪在饲养业中已具有重要地位。随葬品置于死者的胸前、腰腿一侧、两腿间或足下方。
遗址中发现有骨珠、陶环以及各种石饰和蚌饰，形制多样，有的被磨光穿孔，可系绳串联，作为胸饰、颈饰或腕饰。这都显示那时的人们已有审美意识，学会了制作好看的装饰品来打扮自己，已经存在美化人体形象的社会风气。联系陶器上出现的彩绘纹饰，可略窥大地湾一期居民所具有的艺术创造力。
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对低下，不可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大量剩余和积聚。从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情况看，也未见贫富差别的迹象。随葬品为死者随身使用的工具及简单的生活用品，这正是早期氏族社会的通常现象。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只有工具为个人所掌握。只存在单人葬，未见多人合葬和二次葬，更没有男女合葬及父子合葬，表明母系家族体制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似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早期。
同属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的，还有武山县西旱坪遗址和天水市西山坪遗址。西山坪遗址，位于天水市区以西约15公里处的太京乡甸子村葛家新庄庄北的平台上。所出石器几乎全由河川砾石打制而成，但骨器制作较为精细。陶器均为夹砂陶，分红褐色和灰褐色两个陶系，火候低，器色不纯，内壁多呈灰黑色。皆手制，胎壁较厚，除少量素陶外均饰交错绳纹，拍印整齐。一部分在圜底钵口沿处刮光一周，绘紫红彩宽带，并由外沿延及内沿。少数陶器器表有简单的刻画符号。器形主要有圜底钵、圈足碗、三足钵、平底筒形罐、三足罐、小口鼓腹罐等。其文化内涵的性质、特征，和大地湾一期文化完全相同。该遗址的上层为师赵村一期文化，下层为大地湾一期文化，这种极其明确的文化层叠压关系，明确了它们的早晚时序，加深了我们对大地湾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意义不容低估。
考古调查显示，在陇南西汉水流域和永宁河流域，均有大地湾文化遗存，某些地方如礼县永兴乡与西和县长道乡之间的河谷地带，以及永兴、赵坪、盐官附近的河岸台地，大地湾文化遗存还相当密集。只是由于未经正式发掘，目前还不能确定它们属于大地湾文化的哪个时段。
2. 师赵村一期文化（距今7300年～6900年）
师赵村地属天水市秦城区太京乡，位于市区以西约7公里处。这一带河流纵横，川原开阔，土壤肥沃，又处于东亚系季风区内，气候温润，雨量充沛。1956年，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渭河上游作考古调查时发现，1981年～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包括一期至七期的文化堆积层，以及齐家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为渭河上游及邻近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年代与谱系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标尺。遗址内发现不同时期的房址36座、窖穴50个、窑址6座、墓葬19座、石圆圈遗址1处，出土各类遗物1000余件。
在七期文化层中，最底层为师赵村一期文化层，出土陶、石、骨器30余件及大批陶器残片，并发现了窖穴。师赵村一期文化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碳—14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7300年～6900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由于天水西山坪遗址揭示了师赵村一期文化叠压在大地湾一期文化之上的事实，便明确了师赵村一期文化实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直接发展。两处遗址出土器物的类型、形制和装饰风格，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和大地湾一期文化一样，主要在渭河中、上游地区，在西汉水上游也有分布。
师赵村一期文化的石器较简陋，以打制为主，但已出现了穿孔器，有长方形或梯形斧、长方形刀、穿孔刀、舌形铲、条形凿、砍砸器、长条形或圆柱形磨棒、带柄杵、方形或长方形带凹槽的磨盘、弹丸、石叶等。器型比大地湾一期文化明显增多，磨制石器的比重也在上升，刀、斧、铲等工具大都为磨制。
骨器有镞、锥、铲、针及鹿角器等。
陶器有钵、碗、杯、盆、罐、瓮、鼎等。其中陶钵最多，最具代表性，分直口、敛口两类，皆弧壁圜底。碗分平底、圈足、假圈足三种。罐有深腹平底、筒腹三足、圆腹三足和鹅蛋形等形式，其中鹅蛋形三足罐最具特色。以夹细砂红褐陶和夹细砂灰褐陶为主要陶系，陶质松脆，火候较低，颜色不纯，器表常出现灰黑和棕色斑痕，存在夹黑胎现象。器物皆手制，采用模体泥片贴筑法，饰绳纹、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绳纹作斜行或竖行排列，多饰于器物腹部；划纹多加在绳纹之上，作竖行排列，饰在盆、罐之类器的腹部。有时集绳纹、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于一器，这种复合式装饰法，使纹饰具有层次感，强化了视觉效果。
存在少量彩陶，和大地湾一期彩陶一样，最常见的是在刮光的器口沿内外侧饰宽带纹；区别在于，除了用紫红彩之外，多见黑彩。有的陶钵内壁用红彩绘“山”字形符号，值得注意。装饰品有骨管、牙饰、绿松石坠及各种穿孔的石饰。骨管成长条形，通体磨光。绿松石坠为扁平体，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梯形、算珠形多种形制，中间或一端穿孔，可贯系佩带。和大地湾一期的饰品相比，制作要精细一些。
师赵村一期文化目前尚未发现房屋遗址，但发现有窖穴和灰坑。窖穴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少数为方形，有的口大底小如锅状，有的口小底大如袋状，有的口与底等大如桶状。部分窖穴底部有白色颗粒，可能是谷类腐朽后的残留物，推测是用来储藏粮食的。圈养的动物有猪、牛、羊，各遗址都有猪骨出土，且幼猪骸所占比例较大，可知猪已是当时的主要家畜。
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多朝西北，墓坑长度一般为2米左右，大者可达3米。除单人葬外，已存在多人合葬和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随葬品有陶器等。
从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动物骨骼等情况判断，师赵村一期居民已过着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定居生活。和大地湾一期相比，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出现了翻土的农具，饲养业和狩猎活动仍是经济的重要补充。二次葬的出现，表明婚姻制度已在向氏族间群婚的阶段演进，“嫁”到他氏族的男子死后，要在适当的时候归葬于本氏族。但总的来说，师赵村一期文化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期。
须强调说明的是，师赵村一期文化面貌不仅和大地湾一期非常接近，前者承袭后者的渊源关系十分明确，而且也显示出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极其相似。师赵村一期文化遗存的分布点，都在半坡类型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在已发掘的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中，该期文化遗存之上都叠压着半坡类型的文化层。二者的碳—14测定年代，也正好是上下相接的。从器物类型、分布空间、地层关系、绝对年代等多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师赵村一期文化与半坡类型的关系是密切的，并且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上下继承的关系。换句话说后者渊源于前者。从师赵村一期文化至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存在着清晰的发展轨迹”①。明确这一点，对于理解大地湾文化命名的意义，把握甘肃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主流脉络，澄清大地湾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师赵村一期文化介于大地湾一期文化与半坡类型文化之间，在甘肃东部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填补了十分重要的一环。
三、中期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已进化到以磨制为主，并从局部磨光发展到通体磨光。器类也更加多样化，除了斧、刀、锛等传统器型外，铲、耜、锄等翻土农具明显增多，穿孔器已普遍存在。陶器虽仍以手制为主，器形不甚规整，但已渐向轮制进化，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夹砂陶的比重在下降，细泥陶渐成主流。形制上也有较大进步，除圜底、平底器外，尖足器、三足器、圈足器等均已成为常见器形。农业已完全进入锄耕阶段，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粟类作物。家庭饲养业中猪、牛、羊、犬、鸡已经习见，猪为最主要的家畜。统一规划的群体聚落形式已基本形成，房屋、窖穴、防护壕沟、窑址、墓地等，都有一定的配置格局，居室结构也开始出现不同的类型，地穴变浅，地上建筑部分比例增大。对于甘肃地区而言，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致时间，距今7000年～5000年，可以大地湾二、三期文化为代表。
大地湾二、三期文化的分布地域，远远超出一期的范围。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流域，南至西汉水流域，均有发现；而且，时代越晚其分布面越广，大体趋势是由甘肃东部和东南部向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扩延，但泾、渭中上游，仍是其发展的中心地区。重要遗址除秦安大地湾外，有天水师赵村（二、三期）、天水西山坪、秦安王家阴洼、甘谷灰地儿、庆阳南佐、平凉四十里铺、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武山傅家门、宁县董庄、正宁吴家坡、合水孟桥、合水曹家沟、平凉侯家台等处。
综合起来说，大地湾二、三期文化的居民聚落不仅限于河谷地带，已扩展到塬边、梁峁高地和山脚下，无论规模还是分布密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以大地湾遗址为例，三期聚落面积比二期增大了一倍，已达4万多平方米。
生产工具有长方形穿孔刀、梯形斧、宽刃铲、条形凿、浅槽斧、两刃镰、锛、砍砸器、磨盘、磨棒、弹丸等石器，针、锥、凿、镞等骨器，还有多由陶片改制而成的刀、镰、锉、纺轮、弹丸等陶质工具。时代较早的石器虽以磨制为主，但磨制技术比较粗疏，多数器物仅磨砺刃部，骨器也重点在器物刃部或两端作细致加工。时代晚一些的工具制作水平已有显着进步，石器能较多采用切锯和穿孔技术。切锯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出现，但此时应用已十分广泛，因此能扩大器物选用石料的范围，不再受原材料形状的限制，可以制作形体较大而又扁薄宽刃的工具。器物穿孔也已不甚困难，有的长方形石刀的刀身最多达三个穿孔，小型器物磨制已颇精致。有一种平面呈“凹”字形的石斧，斧背琢有浅槽或缺口，应当是为安装木柄而设。这种装有手柄的复合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是工具发明史上的一次革新。骨器中箭镞的数量很多，有锥形、柳叶形和带铤式等多种形制，反映了狩猎技术的进步，这在新石器早期是难以见到的。
最需注意的是石刀、石镰和陶刀、陶镰的大量出现，它们的刃部多由两面磨成，有的两侧带缺口，有的穿孔，那是为了缚绳或穿系以配合手握，功用是割取农作物的穗实。收割器的改进和增多，无疑反映了农业水平的提高。
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和稷，这是耐旱而成熟期短的作物，不需要很复杂的耕作技术，很早便成为甘肃史前农业种植的主要品种。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鸡等，以猪为主。狩猎对象十分宽泛，有野猪、野马、野牛、黄羊、羚羊、马鹿、水鹿、斑鹿、虎、狍、狸、豪猪、野猫、麝、野兔、竹鼠、岩松鼠、獐、猕猴、雕、鹳等；水族类捕捞对象有鲤鱼、草鱼、青蛙、鳖、田螺、蚌等。这些动物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甘肃东部具备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在较大范围覆盖着森林和草原，山地及河谷生长着灌木和草丛，低洼处分布着众多的湖泊和池塘，植物茂密，动物群繁盛。
制陶业进步最为显着，各个环节的工艺都臻于成熟，无论是原料的选择，器型的塑造，火候的掌握，还是器表的修整，纹饰的绘制，均已非新石器时代早期所能相比。
首先，烧器之窑的结构和规模已具较高水平。较早阶段的陶器，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器物用捏塑法，部分器物经慢轮修整；后期出现了轮制技术，许多器物底部留有轮旋切割的痕迹。除常见的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外，还有泥质灰陶和细泥灰陶等陶系。据天水西山坪遗址统计数字，细泥红陶已占全部陶器的68.9％，夹砂红陶占22.2％，泥质灰陶占8.9％。细泥红陶胎细质坚，器表多经磨光，呈红色或橙黄色。陶器种类也较以前增多，饮食器有小平底碗、圜底钵、平底盆、豆、杯等，炊煮器有灶、釜、甑、鼎、粗陶罐等，盛水器有细颈壶、平底瓶、小口尖底瓶等，储藏器有折腹罐、鼓腹罐、瓮、缸等，此外还有器盖和器座。纹饰有绳纹、线纹、刻画纹、戳印纹、篮纹、布纹、席纹、附加堆纹以及镂空和彩绘。绳纹最常见，系用陶拍等工具拍印而成，和细密的线纹一样，多为斜行排列，施于罐和尖底瓶的肩腹部；平行排列的刻画纹，多施于盆和罐的上腹部；篮纹斜行或横行，常与线纹交错而施于瓶和甑上；附加堆纹或作波浪形条带，或作圆饼形的凸饰，附贴在盆腹的两旁；布纹和席纹，是制坯时以麻布或草席为垫而形成的印痕。
彩陶在陶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色彩以黑色为主，其次为紫红色或深褐色，也有少量红彩，多饰于碗、钵、盆、罐等器物的上腹部或盆沿上，内彩较少见。常用纹样有圆点纹、斜线纹、回旋勾连纹、叠弧纹、凸弧纹、三角纹、网格纹、波折纹、弧边三角纹等。以几何形图案为主，也有许多动物、植物的肖生纹样，如鱼纹、蛙纹、鸟纹、猪面纹、兽面纹、花瓣纹、豆荚纹等。彩绘由以直线为主旋律演化为以曲线为主旋律，构图多变，布局巧妙，线条流畅，极具观赏性。有些动物纹饰，如鱼纹由写实性造型逐渐抽象化为几何图案，演变脉络非常清晰，生动地昭示出几何纹图案同大自然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彩陶艺术风格，对后来的彩陶工艺影响非常之大，被视为我国彩陶工艺巅峰的马家窑彩陶，就是在大地湾二、三期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正如新石器早期彩陶出现彩绘符号值得关注一样，新石器中期彩陶上出现的刻画符号，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刻画符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以前的彩绘符号增多，其中部分刻画符号是对彩绘符号的承袭。它们大多刻画在彩陶钵口沿外侧的黑色宽带纹上，少数刻画在陶钵底部或其他部位，大都是在烧制前刻画在陶坯上的。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和王家阴洼遗址中，都有刻画符号彩陶发现，那些符号直到新石器晚期还被继续而且更加普遍地使用，种类和数量都有增长趋势。
除了制陶业之外，家庭手工业也在向前发展。如纺织、缝纫、皮革加工、植物编织等工作，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狩猎活动提供了大量兽皮，那是人们冬季不可缺少的御寒物，陶锉就是用来加工皮革的。纺织原料则取自野生的麻类植物，要经过水沤、剥取、漂洗、晒干、梳理等过程，然后用纺轮捻成线，用原始的织机织成布，再用骨针缝制衣服。某些陶器底部存留的纺织品印痕，向我们展示了经纬线相交所达到的密度，已接近后世的粗麻布。某些陶器底部存留的席纹印痕，则告诉我们当时的编织方法有经纬编织法、辫结法、缠结法等，编结纹样有十字纹、斜行纹、格子纹、棋盘纹等，所用原料可能是芦苇、竹子之类植物的茎片。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在许多地区分布相当稠密，各自形成一个聚落群体，每个群体都包含着不同规模的若干聚落，部族中心聚落可能已经出现。已发掘的大地湾二期文化第四区，便是一处较典型的聚落，周围有壕沟环绕，西边是墓葬区，中心是居住区、制陶区和窑址。居住区有大小不等的房屋数十座，最规整的F301处于中心位置，其他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它，估计它可能是氏族首领的住房。这样的聚落结构和规模，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的居住状况。
和聚落形态相适应的房屋建筑，也有了发展。虽然仍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但已出现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制，而且圆形房屋逐渐减少，地穴变浅，地面建筑增多。房内空间也比新石器早期增大，面积一般为20多平方米，大一些的可达百余平方米。除大量存在单间居室外，还有双间和多间相套成组的建筑格局。建筑技术也在相应地提高，施工程序已趋规范化，通常包括以下步骤：先选择房址，清理杂物，平整地面，随后划定房基范围，挖掘房穴和门道，再贴穴壁挖洞栽置木柱，架椽盖顶，接下来便是修整、涂抹墙壁，铺垫、硬化居住面，最后还要对墙壁和地面进行烧烤，以起加固和驱潮的作用，故房内四壁和地面多呈红色或青灰色。房间中部设有灶坑，灶坑周沿常加筑灶圈。房址周围一般都分布着窖穴，形状和新石器早期差不多，有锅形、袋形、桶形几种类型，但容积却比以前增大，一般口径在2米～3米间，大些的可达6米。穴壁及穴底都经修整，有的还敷一层草拌泥，穴内的出土物也较丰富。这都反映出生产力及物质生活的提高。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墓葬，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要墓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二次葬。二次葬的数量比以前有所增加。对儿童继续使用瓮棺葬，大都瓮钵相扣，埋在椭圆形竖穴土坑内，多数竖放，少数斜置，个别的横陈。各种墓向都存在，但以西、西北和西南向居多。有氏族公共墓地，但房址附近也有零散的墓葬。合葬墓为母子合葬及成年同性合葬。有的在墓坑一侧向外掏椭圆形或圆角方形的穴坑，以放置随葬品。
随葬品以陶质生活器皿为主，数量相差不多，一般4～5件，未反映出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钵或盆、罐、壶、葫芦瓶等，也随葬斧、刀、锛、磨盘、弹丸等石器，或刀、锉、弹丸等陶具以及各种装饰品。纺轮、骨针等物，多出现在女性墓内。大地湾二期墓葬中，还存在妇女厚葬的习俗，反映出当时妇女所处的主尊地位。这一时期的装饰品，更加丰富多彩，有陶环、骨珠、骨管、骨笄和形式多样的石饰、牙饰及蚌饰，制作精美，多有穿孔。装饰品的进步，在陶环上表现最突出，不仅有灰陶、红陶、彩陶多种颜色，而且有剖面呈方形、圆形、三角形、椭圆形、五角形等各种形制。天水西山坪遗址出土一件陶环，直径13厘米，环面彩绘直角三角形纹，胎质细腻，加工精致，是一件出色的史前艺术品。此外，骨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盘发方式，在民俗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达到的高度两方面考察，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文化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
以上内容系《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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