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于江西瑞金，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2月7日，从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克服种种困难，仍坚持出版了若干期，随后暂时停刊。这一阶段共出240期，发行量最高时约四五万份，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该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复刊后延续此前的期号，从第241期开始。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为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仍延续此前的期号。至此，《红色中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色中华》创刊号

  初创时，《红色中华》并未设置栏目分类，大体上是将相关内容进行简单排版。从第4期设置了“专电”栏目，登载了鄂豫皖红军攻克黄安、红四军攻下石城红石寨两条电讯。之后，其栏目设置日臻完善，内容逐渐丰富，除设有“社论”“要闻”“专电”“临时中央政府文告”“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工农通讯”“赤色战士通讯”等常规性栏目；还有一些专门性栏目，主要揭露苏区内部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铁棍”“无产阶级的铁锤”等栏目；针对民众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疑问进行解答阐释的栏目“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等；主要刊登各个裁判部判决书和决议案的栏目“苏维埃法庭”等。

  《红色中华》还根据一定时期宣传报道的需要，开辟一些非常规的栏目。1934年6月23日开辟了“反日战线”专栏，主要报道苏区内外的反日活动；1936年1月16日开辟“社会之页”，展现苏区社会新风貌等等。

  此外，《红色中华》还创办了文艺副刊《赤焰》，专门刊登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活报、诗歌、小说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权建设的政策文件、消息、社论，以及典型人物和事件报道等，向苏区内外展示苏区建设进展，使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同时，也对国际国内局势进行报道，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欺骗等。

  编辑群体经验丰富

  《红色中华》的发展能够日臻完善，同该报有一群极具奋斗精神和较高业务能力的编辑群体甚为相关。他们中间有留苏归来的学子——王观澜、杨尚昆、沙可夫等；有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领导人员——周以栗、瞿秋白等；也有从基层群众培养成长的工农通讯员——韩进、贺坚等。先后任该报主笔或主编的有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向仲华等，编辑有李伯钊、徐名正、韩进、白彦博等。该报的主笔主编，之前大都或多或少有过办报办刊的新闻从业经历。他们中间有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周以栗曾任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王观澜在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期间，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瞿秋白曾担任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也曾任《向导》《前锋》编辑，主编过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

  《红色中华》的编辑群体，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为该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队伍保障。而且，该报的主笔主编多在苏维埃政府担任一定职务。第一任主笔周以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主编《红色中华》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由政府工作人员兼任报纸的主编工作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办报的政治方向，这也体现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对《红色中华》编辑工作的重视，表明该报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红色中华》创刊之际，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面临着如何快速地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加紧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红色中华》创刊后就成为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的重要舆论和宣传阵地、组织动员的武器和开展工作指导的平台，由此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发刊词》指明了办刊宗旨：“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具体而言，该报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开展革命动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报纸的动员作用，早在开始“武器的批判”之前的大革命时期，就视“批判的武器”为重要的动员手段，用毛泽东的话说，办好报纸不仅“不可小看”，而且具有“原则意义”。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苦斗争，需在短时间内实现人、财、物的高度集中，这就离不开革命动员工作，《红色中华》便承担起这个重担。《发刊词》强调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因此，该报采取了多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发动民众积极参与苏维埃政府发起的各项活动是该报的重要工作。

  二是发动舆论宣传。《红色中华》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强大舆论宣传阵地。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营造和引导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舆论；另一方面，揭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摆脱负面舆论的影响，是该报舆论宣传的重要工作。

  三是进行工作指导。《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工作指导的重要“武器”，直接配合政府的日常工作，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工作平台。《发刊词》指出：“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该报要求阅报的同志，“将他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可见，进行工作指导是该报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创刊后，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推动了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的进展，同时对促进党的建设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延安复刊的《红色中华》，又积极服务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表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党报指导和开展革命工作的典范之作，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革命动员、舆论宣传和工作指导的重要媒介，积极传播党和苏维埃政府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及本报2021年5月20日刊登的《〈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8月12日刊登的《〈群众〉周刊十二年》、9月16日刊登的《〈解放日报〉改版》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号：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