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清华到剑桥

那是 1930年一的天，尚未生病的华罗庚在一份杂志上读到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他发现这位教授的解法是不对的，想撰文给予纠正，又怕得罪了名人，于是去找王维克商量，在王维克的鼓励下，华罗庚写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文章写好后，又请王维克审阅，王维克看后大加称赞，很快便将论文寄给他时常为之投搞的上海《科学》杂志。随后华罗庚便大病一场，病愈的华罗庚心中时常惦记着他的那篇论文。有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华罗庚撕开一看，是刚刚出版的《科学》杂志第 15卷第 2期。华罗庚抑制着心跳，用颤抖的手翻开杂志，《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大字标题跃入他的眼帘，而那铅印的“华罗庚”三字更使他浑身一颤，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位杂志编辑与他素不相识，竟能冒着风险，将他这个无名小卒的论文全文刊出，这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呢！然而更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惊动了另一位大数学家——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从而引出了广为流传的一段动人佳话。

熊庆来原籍云南弥勒，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后又到法国留学，对整函数和亚纯函数颇有研究，回国后致力于中国数学科学的开拓工作，立志为振兴中华干一番事业，于是联系一些科学家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由日后着名化学家柳大纲的老师王季梁担任主编，柳大纲任编译员。他们认真审阅每一篇来稿，凡是重要的稿件都推荐给权威们看。20年代后期，他们常常收到华罗庚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不断将这些稿件推荐给熊庆来。当熊庆来看了华罗庚写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后，兴奋不已，他很赞赏作者在论文中所表现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于是在数学系办公室询问左右：“这个华罗庚是个什么人？”“可能是个留学生。”一位教师猜测。“可能是在哪个大学里教书，因为他写的这篇论文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大学教授！”又一位教师猜测说。但是爱才如命的熊庆来决不会满足于泛泛的猜测，他立即着手调查此人，他先查阅了清华大学“归国学生联合会”会员名单，没有见到华罗庚的名字。他并不罢休，决意查个水落石出，最后，终于找到了华罗庚的同乡唐培经。唐培经在清华大学任助教，他对熊庆来说：“他是我弟弟的同学。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只念过初中，听说现在在金坛中学当庶务员。”接着便讲述了华罗庚的不幸经历，熊庆来听后感慨地赞道：“这个年轻人真是不简单啊！”

从此以后，熊庆来亲自和有关方面交涉，讲述华罗庚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数学才能，经过一番奔走努力，有关当局同意熊庆来的要求，接受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熊庆来还特意找到唐培经，叮嘱他：“假期你回家看望一下华罗庚，你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说我们聘请他到清华来当助理员。”华罗庚，你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说我们聘请他到清华来当助理员。”

华罗庚来到清华大学，由于学历太浅，只能被聘担任数学系的一名助理员，负责管理图书、公文、打字等等，每月工资 40元，相当助教的一半。对此，华罗庚十分满意，他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而且还能抽空去数学系旁听课程。有一天，他问熊庆来：“熊先生，我可以听您讲的高等数学分析吗？”熊庆来回答：“你还是按部就班地从头学起吧，先去听听初等微积分，争取通过大学考试，不然将来不好办啊！..”熊庆来是在为华罗庚的前程着想，但是华罗庚想：“我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怎能参加大学的考试呢？”他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初等微积分已经自学过了，没必要再花费更多的时间，当然他也没去听高等数学分析，而是一头扎进清华的图书馆。他还摸索出一种特殊的自学方法，每天晚上，他拿出要读的书看一眼题目，然后熄灯躺到床上闭目静思：这个题目如果自己作应该如何作，于是种种相关的数学公式在脑海里第次出现，他默默解完之后，记住结论，第二天再对照书本。如果错了，重新再做。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旁人需要十天半月才读完的书，他只消一两夜的功夫便看完。熊庆来看到他的桌子上不断变换着新书，便有意提些问题，他都对答如流。他的勤奋和才思令熊庆来大为赞叹。半年后的一天，熊庆来对他说：“华先生，这学期我讲数论，我请你去听课！”

走进清华大学之后，华罗庚仅用一年半的时间，便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他还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并且先后在欧美、日本等各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数论方面的论文，引起了外国数学专家的兴趣。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所表现出的惊人才华，使清华园里的教授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清华大学决定破格提拔华罗庚为助教，让他讲授微积分。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学者，终于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熊庆来对华罗庚更加信任，每当他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就会一边用铅笔敲着自己的前额，一边朝隔壁喊：“华先生，请你来一下，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解呀！”

1936年夏，在学校推荐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保送华罗庚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

宁静、美丽的剑桥，是世界闻名的大学之城，在剑桥的一座大厦里，有一把高背座椅，那是当年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坐过的地方，如今坐着声名赫赫的英国数学家哈代。当华罗庚来到剑桥时，碰巧哈代正去美国讲学，临行前留下话，表示华罗庚可以在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至少也需三年。可见哈代对华罗庚已是另眼相待了。对在剑桥的求学者来说，“博士”是梦寐以求的头衔，凭着这块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回国后可以终生有靠。但是，为了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必须交纳巨额学费，而且只能选择有限的课程学习，而华罗庚却渴望同时攻读七八门课程。经过一番慎重思索之后，华罗庚决定只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剑桥学习，当别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回答：“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

剑桥当时有“世界数学中心”之称，在这里云集了各国的数学专家。华罗庚参加了一个有名的数论专家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堆垒素数论中的问题。在剑桥的两年时间里，华罗庚向华林问题、塔内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发起一连串进攻，接连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在对塔内问题的研究中，还发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被人称之为“华氏定理”。这个问题着名数学家哈代过去也曾研究过，并且认为已无法继续攻进。他还把这个观点写进了一部即将出版的着作。当他从美国回到剑桥后，得知华罗庚的研究结果时，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的发现很重要，这回我的着作非改不可了。……”

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华罗庚的《论高斯不完整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发表， 19世纪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问题，被年轻的华罗庚彻底解决了。这篇论文轰动一时，华罗庚出色的成就赢得了各国数学大师的一片赞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消息传来，华罗庚在剑桥再也无法安心工作。按计划，第二年他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此刻他放弃了继续逗留国外的计划，提前整理行装，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

三、烽火年代

1938年，华罗庚被西南联合大学聘请为教授，一家人在昆明重新团聚。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货物奇缺。华罗庚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为了养家，华罗庚这个大学教授被迫改名换姓，偷偷到中学去兼课。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华罗庚一家挤在昆明郊外名叫黄土坡的小村子里。由于无钱把妻子送进医院，华罗庚的第三个孩子就降生在破旧的茅屋里。“就叫华光吧！我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华罗庚半是辛酸半是幽默地给儿子取了名字。

为了使华罗庚专心致力于教学研究，妻子吴筱元担负起全部的家务。她精打细算安排全家的衣食起居，为了省钱，她宁愿自己跑很远的路去挑水，并且亲自做全家人穿的鞋子她还抽空为商店绣些小手巾，挣点零钱贴补家用。有时，夜深人静，当她忙完家务后，还主动帮丈夫抄稿子。正是有了这位贤内助的全力支持，华罗庚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对于妻子的功劳，华罗庚总是念念不忘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华罗庚不仅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而且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几乎每天都有日寇轰炸的空袭警报，即使躲进防空洞，华罗庚依旧钻研数学。有一次，敌机将防空洞震塌，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亏脸露在外边，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土堆里拉出来。

艰难动荡的生活，迫使一些教授自谋生路，有的改行经商，有的跑到国外，而华罗庚却没有向生活屈服，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竟先后写出 20多篇论文，并于 1941年完成第一部数学专着《堆垒素数论》。可他没有料到，这部凝结着他数年心血的重要着作，送给中央研究院之后，没有出版竟然丢失。随着第四个孩子的出世华罗庚家中的生活更为艰难，长女华顺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挑水、磨面样样都干。有一天，她不小心将近视眼镜摔碎了，父母竟无钱再给她买一副新眼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华罗庚高兴得又抽起了香烟。然而，当人民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康复的时候，腐败的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进步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风起云涌，冲击着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少大学教授也走出书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去，华罗庚的好友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6年3月，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邀请他访问苏联。闻一多听说后非常高兴，鼓励华罗庚“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在去苏联途中，华罗庚乘坐的飞机在伊拉克的雪山顶上被困，他请求国民党驻德黑兰大使馆帮忙。大使馆的官员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冷冷地对他说：“到苏联去，你红帽子已经戴上了！”华罗庚听后十分生气，挥笔写下一首诗发泄胸中的不满。后来在驻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下，才乘一架运输机到达斯大林格勒。他在苏联各大城市参观访问了三个月，回国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昆明青年会的阳台上，为数千名大学生做了题为“访苏三月记”的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护华罗庚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闻一多听了报告后，对华罗庚大加称赞。同年6月，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昆明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不少人先后离开昆明。华罗庚在临行前叮嘱闻一多：“多加小心”。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惨遭杀害的消息，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闻一多生前送给他的一枚图章，他一直珍藏在身边。

1946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华罗庚访问美国。临行前他接受了《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的采访，随后赴上海安顿好妻子儿女，便偕同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人在黄浦江畔登上“美格将军号”轮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随后住进医院医治残腿。经过手术，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他特意拍了张照片寄给国内的妻子。吴筱元看了照片高兴地逢人便说：“他的腿在美国治好了，看这照片，多利索！”

不久，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他听说国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在他们逃到台湾的同时，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属弄到台湾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立即火速为远在上海的妻子孩子办理护照，要他们来美国团聚。但是他的长女华顺坚决表示不去美国，她对吴筱元说：“妈妈，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吴筱元见女儿态度坚决，不好勉强，便打发老母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自己则带了三个男孩飞往美国。他们来到美国后，便住进了华罗庚为他们安排好的舒适洋房。华罗庚本人则每天坐着雪亮的小汽车到伊里诺大学上课，但是，物质的享受、生活的安逸并没有使华罗庚萌生久居之意，身在海外，他的心却时刻牵挂着祖国，牵挂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1949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华罗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决定返回祖国！他开始在暗中积极准备，寒假一到，他便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然后舍弃了洋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四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到达香港后，他便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满含激情地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和希望，它使许多处在犹豫徨中

的海外游子，纷纷冲破各种阻挠，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