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是怎样写文章的呢?总体来看,毛泽东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
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必须抛弃“党八股”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